干部手机号码公开成鸡肋

自2008年云南昆明在全国率先公开领导干部电话以来，湖南长沙、山东邹城等不少地方纷纷兴起这股“亲民风”。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，干部手机号码公开后，干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，但与此同时，也存在部分干部不接电话、关机等现象，引起群众不满，骚扰电话、侵犯休息权等抱怨也在干部群体中大量存在。种种困扰，让一些地方的公布号码之举难以为继。

群众倒逼公开，“父母官”走下神坛

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印塘乡村民王站兵至今还记得，2011年除夕他向县长电话求助的那一幕。

王站兵家是全残家庭，平时就揭不开锅。除夕那天，他看着家中空空的米缸，满是单薄乱絮的床，一时冲动跑到邻居家，说要打电话给县长。“你不是前几天看到了县长的手机号吗？你帮我给他打个电话。”

没想到，电话真的通了。王站兵哆哆嗦嗦地接过来：“喂，县长吗？我……我们家这年没法过了，你看怎么办？”他没想到电话会有人接，一时慌乱，便生硬地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和地址。

“当时我很后悔，怕县长怪我们乱打电话，都想从家里跑掉算了。”王站兵告诉半月谈记者，过了半个小时，果然有人来到他家。令王站兵惊喜的是，来人竟带着过年用的米、肉、油、菜，还扛来了一床被子。

2011年初，双峰县召开三级干部大会，会议期间县里的主要领导干部在互联网上与网民对话。有网民提出来：“书记县长说得这么好听，那我们提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你们的手机号码能不能公开呢？”

时任县长的吴德华坦承，当时心中确实非常犹豫。“但老百姓提出的这个要求又不过分，你说你关心基层、关心老百姓，那你怎么去说服他呢？我们最后决定，公开！”

作为中国行政管理方式的一种探索，干部电话公开给予了老百姓直接接触“父母官”、表达自身诉求的机会。在行政管理部门运行效率仍有待提升的当下，这种方式作为一种“特殊桥梁”，的确起到了诸多显著作用。

“原来需要跑N个部门、遭遇冷眼或敷衍都难以解决的问题，现在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向领导求援。”湖南长沙市民陈先生说，为了自己父亲养老的问题，他曾数次去相关部门反映情况，但一直没有解决。2012年伊始，长沙市以登报、上网等方式，相继公开了5268名官员的手机号。通过与相关领导直接沟通，陈先生的难题很快有了答复。

“老百姓对县委、政府的印象，在我们公示手机号码之后有了较明显的转变。”双峰县县委书记吴德华说：“以前老百姓以为干部们高高在上，做出这样有诚意的举动后，干群之间的隔阂感就会减少许多。”

“我们也需要休息”

采访中，一些群众反映，公开干部手机号是一项利民的好举措，但同时，一些手机号码常常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，有些干部接到群众来电后常以“不方便”、“在开会”、“信号不好听不清”等来敷衍塞责，有的号码甚至是空号。这些现象无疑使手机公开这项举措受到质疑，其效果也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打折扣。

然而，针对这种质疑，一些基层干部大吐苦水。“你不知道，有时候手机快被打爆了，整天忙着接电话，这让我们哪有时间去干本职工作？”一名干部面对半月谈记者说起了自己的无奈。

面对“24小时开机”、“周六日正常接电话”等手机公开的后续制度要求，一些干部反映这些制度对自身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。“有干部反映，一天接了四五十个电话。”长沙市委群工办副主任陈艳说：“有的来电群众一通电话就是半个小时，还不肯挂，其他有要紧事的人电话打不进来，这确实让一些干部产生了矛盾和抵触情绪。”

“去年年底凌晨两点多，有一个女同志因为家暴问题，在紧急情况下打我手机呼救。我老婆听到后马上质问我，弄得我哭笑不得。”吴德华说，他随即通知公安局解决此事，但夫妻俩的心情整晚难以平复。

2012年3月份，湖南省湘潭市政府在当地媒体上公布了36个市直部门共508名领导干部手机号码，短短半天后，当地一些网站迅速删除了相关信息，引起社会质疑。

知情人士对半月谈记者表示，手机号码在互联网上公开后，传播范围很广，各个地区、各种人都可以打电话。“有推销的、诈骗的，还有远在国外的号码，接通了又不说话。”一名建设部门的干部说：“我们是公权力的行使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享有最基本的隐私权；另外，一些骚扰性电话对于那些真正有诉求的群众来说，就是一种干扰和侵犯。”

推进手机公开亟须理顺体制机制

虽然问题多多，但不少人对公示干部手机号码持肯定态度。有专家表示，在暂时不可能大幅削减行政程序、提高行政效率的前提下，公开干部手机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行政救济，在现有框架下创造了一种政治资源。但与此同时，法律专家也指出，干部个人的手机号码与其办公电话不同，个人手机号码是作为公民的领导干部的个人隐私，办公电话属于公务的范畴。

陕西省委党校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教研部副教授李路介绍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没有规定需要公开领导干部个人手机号码。公布领导手机号码，可能会有短期效应，但是从长期来看，在创造一种资源的同时，它也导致了更多行政资源的浪费。“领导更忙了，那些原本应该为群众办实事的人却乐得清闲。”他说，领导如果事无巨细地管，那就成人治化管理了。

为此，他建议，应建立“专线转发”机制。根据具体问题，进行流水线式分流：应急的、需要领导拍板的，交由领导处理；需要一般科室处理的，就交给一般科室处理。将专线接听时间由8小时延长为24小时，安排专人负责，并对效果进行问责。

事实上，公开干部手机实际上呼唤的是大刀阔斧、删繁就简的行政改革。背后体现的是人民群众对简洁高效、运转灵便的行政体制和求真务实、贴近群众的干部作风的根本需求。因此，在稳妥细致地推进手机公开的同时，还应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下更大工夫。（记者 史卫燕 丁文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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