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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手机号码公开成鸡肋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20:26:43 阅读: 来源:水泥厂家

自2008年云南昆明在全国率先公开领导干部电话以来,湖南长沙、山东邹城等不少地方纷纷兴起这股“亲民风”。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,干部手机号码公开后,干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,但与此同时,也存在部分干部不接电话、关机等现象,引起群众不满,骚扰电话、侵犯休息权等抱怨也在干部群体中大量存在。种种困扰,让一些地方的公布号码之举难以为继。

群众倒逼公开,“父母官”走下神坛

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印塘乡村民王站兵至今还记得,2011年除夕他向县长电话求助的那一幕。

王站兵家是全残家庭,平时就揭不开锅。除夕那天,他看着家中空空的米缸,满是单薄乱絮的床,一时冲动跑到邻居家,说要打电话给县长。“你不是前几天看到了县长的手机号吗?你帮我给他打个电话。”

没想到,电话真的通了。王站兵哆哆嗦嗦地接过来:“喂,县长吗?我……我们家这年没法过了,你看怎么办?”他没想到电话会有人接,一时慌乱,便生硬地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和地址。

“当时我很后悔,怕县长怪我们乱打电话,都想从家里跑掉算了。”王站兵告诉半月谈记者,过了半个小时,果然有人来到他家。令王站兵惊喜的是,来人竟带着过年用的米、肉、油、菜,还扛来了一床被子。

2011年初,双峰县召开三级干部大会,会议期间县里的主要领导干部在互联网上与网民对话。有网民提出来:“书记县长说得这么好听,那我们提一个小小的要求,你们的手机号码能不能公开呢?”

时任县长的吴德华坦承,当时心中确实非常犹豫。“但老百姓提出的这个要求又不过分,你说你关心基层、关心老百姓,那你怎么去说服他呢?我们最后决定,公开!”

作为中国行政管理方式的一种探索,干部电话公开给予了老百姓直接接触“父母官”、表达自身诉求的机会。在行政管理部门运行效率仍有待提升的当下,这种方式作为一种“特殊桥梁”,的确起到了诸多显著作用。

“原来需要跑N个部门、遭遇冷眼或敷衍都难以解决的问题,现在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向领导求援。”湖南长沙市民陈先生说,为了自己父亲养老的问题,他曾数次去相关部门反映情况,但一直没有解决。2012年伊始,长沙市以登报、上网等方式,相继公开了5268名官员的手机号。通过与相关领导直接沟通,陈先生的难题很快有了答复。

“老百姓对县委、政府的印象,在我们公示手机号码之后有了较明显的转变。”双峰县县委书记吴德华说:“以前老百姓以为干部们高高在上,做出这样有诚意的举动后,干群之间的隔阂感就会减少许多。”

“我们也需要休息”

采访中,一些群众反映,公开干部手机号是一项利民的好举措,但同时,一些手机号码常常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,有些干部接到群众来电后常以“不方便”、“在开会”、“信号不好听不清”等来敷衍塞责,有的号码甚至是空号。这些现象无疑使手机公开这项举措受到质疑,其效果也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打折扣。

然而,针对这种质疑,一些基层干部大吐苦水。“你不知道,有时候手机快被打爆了,整天忙着接电话,这让我们哪有时间去干本职工作?”一名干部面对半月谈记者说起了自己的无奈。

面对“24小时开机”、“周六日正常接电话”等手机公开的后续制度要求,一些干部反映这些制度对自身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。“有干部反映,一天接了四五十个电话。”长沙市委群工办副主任陈艳说:“有的来电群众一通电话就是半个小时,还不肯挂,其他有要紧事的人电话打不进来,这确实让一些干部产生了矛盾和抵触情绪。”

“去年年底凌晨两点多,有一个女同志因为家暴问题,在紧急情况下打我手机呼救。我老婆听到后马上质问我,弄得我哭笑不得。”吴德华说,他随即通知公安局解决此事,但夫妻俩的心情整晚难以平复。

2012年3月份,湖南省湘潭市政府在当地媒体上公布了36个市直部门共508名领导干部手机号码,短短半天后,当地一些网站迅速删除了相关信息,引起社会质疑。

知情人士对半月谈记者表示,手机号码在互联网上公开后,传播范围很广,各个地区、各种人都可以打电话。“有推销的、诈骗的,还有远在国外的号码,接通了又不说话。”一名建设部门的干部说:“我们是公权力的行使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,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享有最基本的隐私权;另外,一些骚扰性电话对于那些真正有诉求的群众来说,就是一种干扰和侵犯。”

推进手机公开亟须理顺体制机制

虽然问题多多,但不少人对公示干部手机号码持肯定态度。有专家表示,在暂时不可能大幅削减行政程序、提高行政效率的前提下,公开干部手机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行政救济,在现有框架下创造了一种政治资源。但与此同时,法律专家也指出,干部个人的手机号码与其办公电话不同,个人手机号码是作为公民的领导干部的个人隐私,办公电话属于公务的范畴。

陕西省委党校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教研部副教授李路介绍,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没有规定需要公开领导干部个人手机号码。公布领导手机号码,可能会有短期效应,但是从长期来看,在创造一种资源的同时,它也导致了更多行政资源的浪费。“领导更忙了,那些原本应该为群众办实事的人却乐得清闲。”他说,领导如果事无巨细地管,那就成人治化管理了。

为此,他建议,应建立“专线转发”机制。根据具体问题,进行流水线式分流:应急的、需要领导拍板的,交由领导处理;需要一般科室处理的,就交给一般科室处理。将专线接听时间由8小时延长为24小时,安排专人负责,并对效果进行问责。

事实上,公开干部手机实际上呼唤的是大刀阔斧、删繁就简的行政改革。背后体现的是人民群众对简洁高效、运转灵便的行政体制和求真务实、贴近群众的干部作风的根本需求。因此,在稳妥细致地推进手机公开的同时,还应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下更大工夫。(记者 史卫燕 丁文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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